今天，我们退休党支部在学校举行建党102周年座谈会，作为党内的老同志，我们为党一百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高兴，我们的党是伟大、光荣、正确的党，作为这个党的一员，我们感到无比的骄傲！

我今年79周岁，1964年入党，五十九年来，我在党的怀抱中成长、成熟、事业有成。2004年退休，至今也已19年，虽如夕阳西下，但晚霞灿烂。

党在我心中。从小，党就在我心中扎下了根。我出生在世代贫苦农民家庭，1949年解放后不久土改时，我家分到了一间房子、三亩土地、一张台子等，两条长凳。我看到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捧起一把泥土，热泪盈眶，我问她怎么哭了？母亲对我说：“孩子，这是共产党、新中国给我们家的土地，你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做事，来报答党和国家！”我听后，一个劲儿点头。从此，在我幼小的心灵中，知道共产党好！

为了长大后报效党和国家，“好好学习、天天向上”成了我的座右铭。小学毕业，考上了县重点高桥中学，初中毕业，考上了市重点上海交大预科。我的目标，向着上海交通大学进军，大学毕业，当一名工程师，为党为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。

党在我心中，我比同龄人更早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正当我充满理想，向着高等学府的目标冲刺之时，党向我发出了召唤，希望我弃笔从军，面对党的号召，我毫不犹豫，瞒着家人报了名、体检、政审，一道又一道关口通过，一张入伍通知书送到了我的手中。乡下的母亲突然知道儿子要去当兵了，赶到学校，又是哭，又是闹，死活不同意，学校领导、班主任不断劝说，母亲的情绪才平静下来。我对她说，你不是叫我长大后报效祖国吗，参军，不就是我的实际行动吗？母亲最终被说服。我脱下了学生装，穿上了橄榄绿。一周后，列车把不满17岁的我送到了祖国的海防前线——福建漳州炮兵部队。

党在我心中，我克服着难以想象的困难。我所在的部队是160毫米迫击炮，我被分配当炮手。可怜的我，体重竟没有一发炮弹重。一发炮弹82斤，而我的体重不到80斤，作为炮手，要将炮弹装入炮堂，一段时间，我不断跌倒摔跤，哭了不知多少次，每次，战友、连队首长安慰我，鼓励我。我选择了坚强，终于可以抱起炮弹装进炮堂。那年年底，我被评为五好战士，并且入了团。

党在我心中，我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。六十年代第二春，台湾海峡形势突变，国民党策划反攻大陆。我所在的部队开赴最前线。出发前，我用鲜血写下了上战场后杀敌立功，准备为国捐躯的决心书。我还向远在上海的母亲写了信，告诉她要打仗了，可能会牺牲，真的为国牺牲了，不要太难过，要为儿子感到骄傲。再见吧，妈妈！我部连夜开赴赤湖沿海阵地，我和战友们一起，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七天七夜的战壕生活。祖国的强大、军民筑成的钢铁长城，粉碎了敌人反攻大陆的阴谋，仗没有打，但我经受了这场生与死的考验。不久，我调到营部担任炮技工，好几次全营进行实弹射击后，我要去排除没有爆炸的手榴弹和炮弹，以保证老百姓的生命安全，我总是毫不畏惧，勇往直前。这是一项十分危险的任务，因为随时可能会在手中爆炸，我就粉身碎骨，所以，我每次都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我以过硬的技术，胆大心细的操作，将引爆装置卸下，每次圆满完成任务，唱着“打靶归来”的歌曲回到营房，营首长、战友们为我点赞。后来，我被评为炮兵二级技术能手。

党在我心中，我为党的教育事业增光添彩。1966年3月，我从部队退伍回到母校工作，成为培养祖国花朵的一名园丁，我以满腔的热血投身于学校的教育工作之中。先后担任政治辅导员、团委书记、党总支副书记、副校长、党总支书记、正处级调研员。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，我以开拓创新精神开展学校的德育工作，成立了全市第一个学生党章学习小组，学生自律委员会（后来的模拟社区），请德高望重的老教师上团课，到公园举行团日活动，带学生前往革命圣地参观考察，我10次上井冈山、4次到延安，先后几十次在市委组织部、部分高校、团区委、兄弟学校作德育工作经验介绍报告。我的工作得到上级领导、兄弟学校的肯定和赞誉，二次评为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、上海市德育先进工作者、评为德育高级教师。

作为书记，我先后与胡益培、许镇国、邵士信、徐向东四位校长搭班共事过，也就是说，校长换了四任，而我书记没有换，我从心底里感谢广大党员、教工对我的信任，感谢交大党委对我的信任。

党在我心中，我战胜了病魔。1992年2月的最后一天，我带着病痛在外工作后回校，下了高境庙车站，我倒地昏了过去，乘客纷纷围了上来，正好后面一辆车上下来了张定翠老师，她拨开人群，一看是我，大声说是交大附中书记，并叫大家帮忙，将我抬到旁边的江湾公社门卫室，张老师与学校联系后，学校立即派来了车子，将我送到江湾医院。医生检查，是胆囊急性发炎，必须立即开刀。我急了，学期刚开学，新校长刚从外校调来，需要我这个书记与他配合，多少事等着我去做，于是，我恳求医生不开刀，采取保守治疗。医生听后大为惊讶，还说：“亏你还是老师，你懂吗？在学校，学生听老师的，在医院，病人听医生的！”我还是再三恳求，最后，我夫人在一切后果自负的意见书上签字后，没有开刀。之后，25000cc的盐水注入到我的血管里。在病床上我起草了新学期党总支工作计划，与来访的一百多位师生作交谈。出院后，放弃了病假，第三天就到校上班。故事还在继续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胆囊病情在恶化，到第二年，已对生命构成威胁，于是，我利用暑假前往中山医院开刀。不料，刀口迟迟不收口，只能躺在病床上。当我得知95届7班新生在部队军训一月后回校向老师、家长作汇报表演消息后，趁工作人员不注意，溜回了学校观看。中山医院发现失踪了一位病人，全院寻找无果，于是打电话到学校，方知人在学校，院方大为恼火，要求立即回院。之后，我向医生、护士再三赔礼道歉，一场风波平息。

党在我心中，我对师生充满着爱心。多年来，我利用节假日走访老师、学生干部家庭，包括远在郊区的松江、青浦、崇明，当天不能返回市区，就住宿在旅馆。当年，全校所有班长、团支部书记、团委、学生会干部我都家访过，有一次到南汇一学生家访问，村里来了许多农民在该生家门口围看，因为该村从来没有市里学校的领导来过。当知道一位老师家属生病住院，经济发生困难，我一方面让学校给予补助，又将三个月的津贴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放到他办公室的抽屉里，当语文组参加交大“祖国在我心中”征文活动，我拿出一笔奖金给他们做竞赛费用。得知2000届一位学生干部父亲下岗、母亲在家门口摆摊补鞋，家庭生活十分困难，又住在离我家不远处，我家访后，从她高二开始，每月赞助她200至300元生活费，一直到该生毕业考上大学为止，令我高兴的是，该生毕业前入了党。我两次与交大《高教研究》杂志联系，为附中教师的教育论文出版专辑，几十位老师的文章得以刊登，为老师评定职称创造了条件。

党在我心中，我的晚霞依然灿烂。2004年，我退休，学校交给我两项任务：一是编写前50年校史，二是担任校友会秘书长，负责校友会日常工作。与汪金根老师一起，经过5年的努力，终于完成了230多万字校史初稿。至于校友会工作，也是可圈可点，多次组织校友返校举行校庆活动，经常参加各年级、班级的聚会活动，将广大校友凝聚在交大附中的旗子下，负责出刊了75期校友报，为学校积累了2004年以来的珍贵历史资料。我还多次给新来的教师、学生作校史报告，到年级或班级作“理想、信念、奋斗”演讲，每次掌声雷动。退休后，能继续为学校、师生、校友服务感到荣幸，让我的党员之树常青。我总在想，人的一生，总得留下点东西，于是我想到了出书，经过努力耕耘，在2004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心声——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心路历程》一书，之后在06年、09年、14年出版了《从这里走向交大》、《从这里走向成功》、《从这里走向世界》三本书，成为交大附中三部曲。其中第一本由交大谢绳武校长作序，第二本由中科院院士、交大校长张杰作序。2013年再由学林出版社出版了33万字的游记散文集《山水心灯》一书。5本书，计132.8 万字，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，有这样的成绩，我为自己骄傲！

党在我心中，我努力做好退休党支部书记的工作。在校党委领导、关心、支持下，充分利用校友资源，为退休支部的组织生活增添色彩。每次，组织生活的内容丰富、精彩纷呈，每次让大家收获满满。我们曾前往南京、宁波、嘉兴南湖考察旅游；参观中共一大、二大会址、四大纪念馆、四行仓库、淞沪抗战纪念馆；到过松江车墩影视基地、临港新区、城市超市农情园、；参观上海自然博物馆、上海历史博物馆、国家会展中心、中华艺术宫；在松江二中、交大附中嘉定分校、闵行分校、浦东实验中学取经学习；我们穿梭在长兴岛郊野公园、崇明乡村别墅、游玩在松江醉白池、漫步杨浦滨江；我们多次上党课、听取校领导介绍学校发展情况、听取在校学生取得优异成绩汇报、举行七一纪念活动、召开迎春茶话会、我们高唱“我和我的祖国”，抒发对党对祖国的无比热爱。退休支部是一个团结向上、朝气蓬勃、永远年轻的集体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，那就是：党在我们心中！

从2016年起，由于老伴患了严重的疾病，我就承担起了家中每天买汏烧的任务，每天接送上小学的外孙女，繁重的家务活，常使我筋疲力尽，但我很乐观、从不怨天怨地，以一颗平常心看待发生在我身边的一切，因为党在我心中。

党在我心中，我确定着新的奋斗目标。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今年，将为外孙女印制一本6至10岁的影集，5年前印过一本，我写了 “生日礼物”一文，刊登在《上海老年报》上。明年，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，在市级报纸上发表的文章，选择后汇编成书，书名为“八十抒怀”。再以后，继续耕耘，争取在报刊上发表到第400篇文章，目前已有373篇，校友报出到100期，目前已出75期。

在家中的墙上，挂着2009年浦东一位书法家为我书写的“晚霞灿烂”四个大字，每天对照，每天叩问，今天是否有所作为？晚霞是否灿烂？从而每天激励自己。总之，新的目标不断，活到老，奋斗到老。

党在我心中，直至走完人生的最后历程。

谢谢大家！

陈德良